汉代“琴道”的论述 审视汉代文献中关于琴的记录，随着年代的推移而渐次增加。西汉时期，除个别关于琴的故事记载之外，通常的讨论基本是琴瑟并举。例如有“士无故不彻琴瑟”之说。 这些论述，基本上是继承了先秦文献的记载，强调了“琴瑟”的宗庙仪典和礼乐教化功能；也提到了“琴瑟”能“养行义而防淫佚”的修身功能。 西汉中期开始，只针对琴的单独论述，就渐渐多起来了，将“伏羲造琴”、“孔子学琴”等传说典故加入进去。 这些文献记录反映了一个史实，即琴在汉代逐渐被儒士看重，从“琴的创制”开始，又将其形制与法象相联系，再后来，又将琴道立说，后来更被提升为众乐器之首。
琴的创制 对琴的创制问题，西汉初期的记载是：昔者舜作五弦之琴，以歌南风。故舜弹五弦之琴，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。 昔虞舜治天下，弹五弦之琴，歌南风之诗。而从西汉中期至东汉末的记载则是：神农之初作琴也，以归神及其淫也，反其天心。 琴，神农造也。琴之言禁也，君子守以自禁也。昔者，神农造琴以定神，齐淫僻，去邪欲，反其天真者也。 昔伏羲作琴，所以御邪僻，防心淫，以修身理性，反其天真也。 显然，在西汉的中期，各种观点已经将琴的起源，从先秦和西汉初期的“舜为五弦之琴”，扩展到了古代的神农时代。但到了东汉末期更是将琴之创制伸引到神话时代伏羲身上。 这里要注意：琴的功能已从“歌南风”的乐器，变为“御邪僻，防心淫”的君子“修身理性”之器。在东汉士人眼中，琴不单纯是歌诗演奏的乐器，而是修身养性的工具；有着教化天下、和合天地、通神明之德的功能。这也是为何要把琴的创制上推至远古的圣王；因为传说中的圣王皆是以“德”作为表征的。
琴制法象 昔神农继伏羲王天下，梧桐作琴三尺六寸有六分，象期之数：厚寸有八，象三六数；广六寸，象六律。上圆而敛，法天；下方而平，法地；上广下狭，法尊卑之体。 琴长三尺六寸六分，象三百六十日也；广六寸，象六合也……，前广厚狭，象尊卑也。上圆下方，法天地也。五弦宫也，象五行也。大弦者，君也，宽和而温；小弦者，臣也，清廉而不乱。文王武王加二弦，合君臣恩有。宫为君，商为臣，角为民，徵为事，羽为物。 今琴长四尺五寸，法四时五行也。七弦者，法七星也。
由以上记载可知，东汉人已开始把琴之形制附会四时五行和天文历数。毫无疑问，这一现象是受当时谶纬五行学说的影响，但它又反映出当时士人对琴瑟的期待：在含括天地人伦之道之外，更涉及宇宙万物之可贵。
琴道立说 琴音调，则四海合，岁气百川一合德，鬼神之道行，祭祀之道得。……琴以知四海，琴音调，足以及四海也。 八音广播，琴德最优。……八音之中，惟弦为最，而琴为之首。琴者禁也，所以禁止淫邪，正人心也。 雅琴者，乐之统也，与八音并行。在汉儒“声音之道，与政通矣”的前提下，琴的地位从一件士人弦歌的乐器，提升到四时五行、天地六合、尊卑位分的象征，并被提升为“八音之首”，于是“琴道”立焉。 汉代“琴道”一词的逐步形成明显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:
1.琴从一个较原始的弦乐器已得到改良和提升：
战国至汉代初年，原为宗庙祭祀所用之琴由于礼崩乐坏而流落到了民间。由于形制比瑟轻而小巧，便于携带，因而引发了改进的想法。 其结果为：共鸣箱仿照瑟改为长条形全箱式，以增加琴的音量。调弦机制改进了，张力较大的弦可以在琴面上张起来。 琴面处理在工艺上亦有改进，漆和琴灰的使用，可以使琴面变得平整，还可加强琴面硬度；这样左手按音技法就可以运用了。 雁足从“一足”变为两个，则说明了琴必须更平稳地置放，以适应左手在琴面的走手移动。另方面琴体也随左手按音游走的幅度，而逐渐增长。左手技法的开发，使琴能奏出较复杂的旋律，从而成为一件能表现复杂音乐的旋律乐器。
2.琴的音乐功能已大大提升，其表现已超过瑟：
琴的改良是需要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，相信要到汉代中期才可能完成；而其形制则直至汉末才趋稳定。 改良后的琴不仅具有轻盈的体型，还能演奏连续和滑音，这是大多数古代乐器（包括瑟）所没有的。 改良后的琴，因左手技法的应用能奏出连续滑进的乐音，在歌诗伴唱时，更能符合中华语言的多调性特色，体现出诗歌的音乐美。琴的音乐功能已超过了只能弹一弦发一音的瑟，因此很快就取代了瑟的传统地位，成为士人歌诗的乐器；甚至变成士人家居时的专用乐器。
3.琴已发展成独立的乐种： 随时间的推移，汉代文献对琴曲的记录逐渐增加，杨雄《琴清英》：“子安之操”和“雉朝飞操”两首。 桓谭《琴道篇》：“尧畅”、“舜操”、“禹操”、“微子操”、“文王操”、“伯夷操”和“箕子操”等七首。蔡邕《琴操》：诗歌五曲、九引、十二操、河间杂歌二十一章。 琴曲目的逐渐增加与积累，意味着琴不单是歌诗伴唱的乐器，已经发展成为能独奏的乐器，并形成为独立的乐种：琴乐。 相信这是因为古琴左手技法发展的结果，推动了泛音演奏的发展。这样就进一步充实了琴体音色，同时使琴体音乐功能得到更多增强。 琴到了汉末，其形制应该已趋稳定，琴面十三徽位的设置也已完成。琴已经能够用它独特多变的琴音，表现出深邃隽永的曲意，能奏出“畅”、“操”、“引”等，体裁和内容都极为丰富的琴曲。 琴从歌诗伴唱的乐器，发展为能表现曲意深邃隽永器乐曲的独奏乐器；成了士人家居时调心修性的专用工具。因而被赋予了极崇高的价值：涵摄了天地鬼神、四海合德之道，成为“琴道”。 以汉代琴论为基础的“琴道”，似乎是凝固了一样；二千多年来随着琴的传承，也在琴人中传承着，直至现今。这确是世界音乐史与文化史上，非常罕见的。找出“琴道”形成的时代与社会背景，揭露出古琴被“神化”的原由与过程是有必要的。
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，汉代的琴就从单纯“歌南风”的乐器，变为“御邪僻，防心淫”、“修身理性”之器。 琴也跟着从一件普通乐器，超出世俗，甚至超过曾肩负过周代礼乐重任的“金石之乐”的钟与磬，而跃为“八音之首”。 琴地位更是上升到四时五行，天地六合，尊卑位分等象征，由此而形成了“琴道”。自此古琴便成为士人专用乐器；并造就形成了人类文化史上极其罕见的乐种：连绵延续二千多年，充满了文化人智慧的“文人音乐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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